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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思维理论及其今世意义,德育与经世致

发布时间:2019-08-08 06:49编辑:新闻资讯浏览(65)

    明代大儒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兼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本文仅对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以及阳明学的当代意义作一概述。

    王阳明;心学体系;德育思想;经世致用;教育学习理念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本文仅对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以及阳明学的当代意义作一概述。

    作者简介:荀丽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哈尔滨 150018

    阳明学的理论结构

    内容提要:明代大儒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兼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其一生巨大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其创建了阳明心学体系,而且还在于其结合社会历史现实、丰富的教育学习实践,以及对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继承,以心学体系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以德育和经世致用为核心的教育学习理念。研究王阳明的教育学习理念,对我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古鉴今,发展当代中国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都将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什么是阳明学?我个人的理解是:所谓阳明学,就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而兴盛于明代末叶、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之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心学乃至孟子心性之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良知学。我们可以把阳明心学定义为阳明良知学。

    关 键 词:王阳明 心学体系 德育思想 经世致用 教育学习理念

    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

    标题注释: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划专项项目“以《明儒学案》为中心的中国哲学视阈下的传统学术史思想研究”。

    一是良知本体论。孟子心学可以说是“仁心”本体论,但他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叫仁学。孟子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到了陆九渊心学是理学之“心即理”派,是“心”本体论。阳明心学则是“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如他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王阳明:《答顾东桥》,《全集》卷2,第51页)“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答欧阳崇一》,同上卷,第81页)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如他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以从兄便是弟……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同上卷,第95页)这里所谓“是非”、“好恶”、“真诚”、“恻怛”也即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根本上是一个“仁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03-099-103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他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说:

    王阳明生活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其一生文治武功兼备,在政治、军事、学术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明代中后期以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代大儒,其巨大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重要命题,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并形成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心学体系,而且还在于他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设立书院,广收门徒,自34岁授徒讲学,并在长期的学术思考与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颇具见地的教育学习理念。其教育学习理念影响深远、意义深刻、具有普适价值,对我们当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丰富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的来说,论析王阳明的教育学习理念,应该从“心学”体系与德育思想,以及“学以经世为要”两个主要方面展开。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全集》卷2,第95页)

    一、心学体系与德育思想

    又如王阳明送给门人的几首《咏良知》诗所表达的:“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示诸生》、《答人问良知》,《全集》卷20,第870-871页)诸如此类,生动地概括了王阳明哲学的本体论和致良知的方法论思想。如果我们将其中“万化根源总在心”一句改为“万化根源在良知”,也许更能揭示阳明心学的本质特色吧!

    王阳明的教育学习理念源于他在传授知识的教育教学领域中的日常思考与总结,然而,他的这一思想理念并非孤立片面地形成,而是有着深厚的形而上的理论基础,即他的教育思想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展开。众所周知,王阳明在传统哲学中创立并发展了心学体系,其一改程朱理学向外求理的传统路径,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进而使德育成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他说:

    心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由先秦孟子经南宋陆九渊而来的心学体系,进而创建了阳明心学。他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良知”即“天理”等思想,从本体论的角度着手,进而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律性。在王阳明看来,“天理”并不是程朱理学所指称的客观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是人的主观意识。他说道:“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认为,“心”“理”合一,而如果像程朱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向心之外的万事万物寻求“理”,就犯了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错误。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认为,探寻“天理”也无需外求,只需向内恢复人的“本心”。因此,他说道:“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而“心”作为“理”本身,即“良知”。“良知”即“天理”,即人人心中固有的先验的道德意识。所谓“致良知”,就是强调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学习与修养,实现人对内心世界先验道德的充分认识与体认,并且使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符合内心良知的道德规范,使内在精神与外在实践统一于道德,最终实现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即“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思想,是对当时占学术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创新与改造,构成了其心学体系的主体部分,成为王阳明一切思想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并在明代中后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很多思想家皆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例如,对明代理学做过系统梳理与总结的黄宗羲对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评价道:“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野。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黄宗羲先是借明末学者高攀龙之语,赞扬了王阳明心学思想对以往旧学的突破,接着强调了“良知”之学在阳明心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进而以此指出阳明心学是使人人“作圣之路”的学问,并且论断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对古代绝学的延续。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思想来源,同时,其在明代中后期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性和普及性,为王阳明教育学习理念的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阳明:《语录三》,《全集》卷3,第109-110页)

    以德育为核心的教育思想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说的“知”只是“吾心之良知”,或曰“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只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最后一个是关于阳明“四句教”的问题。这引起了弟子后学的许多纷争。刘宗周和黄宗羲对四句教提出了一些批评。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句教反映了王阳明思想的成熟。我觉得四句教应该说是王阳明的精神所在,是王阳明对致知与格物、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疏解。

    基于心学体系的哲学思想,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以德育为核心。他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即理”的本体论出发,提出了倡导“良知之学”的思想。他说:“良知之学,不明于天下几百年矣。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皆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纷纭交鹜,以私智相高,客气相竞,日陷于禽兽夷狄而不知,间有独觉其非,而略之反求其本源者,则又群相诟笑,斥为异学。呜呼,可哀也已!盖自十余年来,而海内同志之士,稍知讲求于此,则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灭,未见其能光大也。”(《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在王阳明看来,学之大要在于“良知之学”,学习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良知”,即孟子所谓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王阳明结合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指出虽然多种学派并存,学者们各持学术见解,互为异学,但皆是向外求学,舍本逐末,远离了学之根本,致使内心被世俗见闻所染,良知不明,道德不显,这样最终使人的内心与社会陷于夷狄荒蛮之境,虽然海内仁人志士也倡导“良知之学”,主张向内心求“理”,但终究未能将其广泛传播与普及,反而还遭到了世俗的诟病。王阳明还说道:“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认为,无论是道德还是学习,都有其最核心的内容,学习如果好高骛远、流于支离和泛泛,将会失去学之宗旨,劳而无得,而君子之学,应该以“良知之学”为本,以德育为主,“良知”不仅有其本体论高度,而且还具有道德本位的意义,以“良知之学”为学习教育之根本,是德育万物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在王阳明看来,古代的“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其内心高尚的道德品质不被各种欲望和尘杂所掺染,进而保留了人先验固有的“良知”,因此,“学之大端”在于恢复古圣贤之学,以“明德”“明伦”为主要内容。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如何实现德育?王阳明主张世人将道德修养与做学问两者统一起来,合而为一。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述王阳明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示诸生》、《答人问良知》,《全集》卷20,第870-871页)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根本精神的话语。所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就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改为“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么一种重民生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儒学实践中。古往今来,王阳明确实是一个“真三不朽”的大儒。孔子主要是讲学,他的学说统治者不接受,他也无从发挥。朱熹也是以讲学为主,一旦实践人家把他当作伪学。王阳明文治武功,“社会实践”显著。比如说,平定宁王朱宸濠之叛,平定少数民族之乱。王阳明平乱之后,他向朝廷申请,在江西、福建设几个县。贵州龙场是蛮荒之地,王阳明去那里办教育,所以当今贵州学人一直在大力弘扬王阳明的丰功伟绩。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他也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东西。我曾经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王阳明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王畿,说其“四无”说很大程度上受了道家的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尽管王阳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我觉得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却是应当发扬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因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黄宗羲对这种力行实践的精神解说得更明确,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

    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其当代意义: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王阳明致良知的现代意义,重新加以解说。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我看多少有点道理。比如,某些地方政府无节制地发放汽车牌照和发展房地产业,作为他们的政绩,而不顾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的后果。政府官员们却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一味地追求高速发展。这就是重商主义的表现。还有就是以GDP作为衡量我们发展的唯一标准,而不顾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弊端丛生,这也是重商主义的表现。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实当前社会发展的更重要问题是要重视人文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要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因为一提含金量就是GDP多高。GDP不是不要,但更要注重人文素质的提高。重商主义冲击自然经济,是进步的。可是在现代社会而言,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弊病。因此我们对重商主义要辩证全面地看,在一定条件下要抵制重商主义。我们要提倡有节制地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提倡“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尤其是当今人欲横流、良知被障蔽的社会现状下,作为弘道之士,更有责任去彰显人人自具的良知,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以求澄清吏治,净化风俗。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下尤其显得重要。我曾经策划了“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研讨会”,将会议论文集题目定为《从民本走向民主》。我们应当承认,儒学的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从民本走向民主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王阳明“心外无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论高扬主体性,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的“君为民害”论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批判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性,同时确立了“民为主宰,君为客卿”的民主启蒙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处在后启蒙时代,需要强调人性解放与思想解放,需要高扬人民的主体作用,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道路。毫无疑问,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仁政爱民、发展民主的政治改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在当代儒学创新问题上提出了“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用论,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从孔孟的仁学仁政、王阳明的“致良知”、黄宗羲的“行良知”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继承而来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我们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既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民粹主义主张。我们不要人家压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压倒人家呢?我们求得一个多元和谐就可以了。西方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东方文化和它交流,沟通互补,共存并进,不是很好吗?我提出“多元和谐”文化观,也是从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些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其结果是失去民众信任,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

    总之,我认为,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当此《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出版之际,本人作为《全集》的主编者,谨依据《全集》所载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参考本书编校者之一的董平先生所撰《王阳明的生活世界》等著作资料对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介绍,并概括本人对王阳明与阳明学研究的浅见,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思想主旨以及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庶几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王阳明的事功思想于万一,作为今日文化建设的借鉴。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序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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