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美高梅官方网站 > 中国历史 > 从词源角度看,文明起点商讨中的

从词源角度看,文明起点商讨中的

发布时间:2019-06-08 07:32编辑:中国历史浏览(54)

    易建平(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摘 要:“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 ,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 ”之 “早期 ”,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 “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关键词 古代国家 早期国家 酋邦 分层社会 当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在理论方面,这尤其表现为我们开始突破原有的固定甚至僵化的解释模式,逐渐融入国际学术讨论的洪流中去。不过,既然只是一个开始,也自然会有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其中,“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酋邦”与“分层社会”,这样核心的概念,在学术界有时候会被不恰当地混淆起来。本文拟对此展开讨论,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有时候被人混成一个概念。比如,2009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叫做“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它的英文名称却是Symposia on Early State Formatin。这也就是说,中文的 “古代国家”一词,在那里被译做了英文的“早期国家”。大家翻阅文章,一定会经常发现类似的做法:有人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了起来。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世界史学界,这两个概念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虽然,它们有时候也可以形成交集。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它接下来的序列是中“世纪”与“近代”等。在中国学术界 ,它们是以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形态做基础来划分的。换句话说,大多数中国学者将 “古代”对应于奴隶制社会时代(当然,这之前的社会是原始社会或者,粗略一些划分,有人将原始社会包括于古代社会之中,虽然前者并不属于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对应于封建制社会时代,将 “近代”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在中国学术界,这将几个时代都是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为界限来框定的。比如,世界史中“古代”的范围,被限定为从奴隶制社会的产生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中世纪”的范围,则被限定为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关于 “近代”,中国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继承苏联学术界的做法,即以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与苏联本身为中心来划分,其终结是以苏联诞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因为,当时的苏联官方与学者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近代史因此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与走向灭亡的历史。同样,苏联学术界的现代史也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替代资本主义社会过程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学术界也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学术界的分期方法。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欧美主流学者的社会分期方法都与苏联有所不同,前者通常把欧洲的文明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并以此为基础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关于各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不同的欧美学者之间往往分歧较大,不像苏联与中国学术界那样一致。但是,它们也都有具体的起始与结束年代,这点与后者并无不同。这些年代的选取,也同样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某些重大事件。比如欧洲的 “古代”,欧美学者多以《荷马史诗》为开始,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结束。又比如中世纪和现代的分界,欧美学者中间虽然分歧较大,但各家立论的基础也多半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这样一些标志性事件。 当然,上面的划分都是以欧洲以及自认为主要是欧洲重要部分之一的苏联为中心展开的。具体到其他地区国家的历史分期,比如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与 “近代”等时代的起始与结束时间就与以上所说大不相同。虽然如此,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即便有不同的起始与结束时间,但其划分的理论基础,仍来自于苏联 (1949年至80年代前几乎没有例外),以及欧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受到欧美影响)。此外,正如苏联与欧美一样,中国的历史分期还是以某些重大的事件作为标志。 与“古代国家”,也就是社会史分期中“古代” (即“奴隶社会时代”)的“国家”不同,“早期国家”这一概念讨论的却是“国家”本身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学者在“早期国家”名下,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管理或治理方式。它没有什么截然清晰的起始与结束年代,因此不一定要与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相联系。这个概念出现较晚,由文化人类学家克赖森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于此后进行了长期研究。2 它与前面所说起始与结束涉及具体事件、时间点的某个时代,并无必然联系。最早的早期国家,可以早到前3000年左右的埃及3以及稍晚的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 4 晚则可以到18、19甚至20世纪的非洲以及大洋洲。5 最早与最晚的之间,时间跨度可达5000年。换句话说,同样是“早期国家”,既可以出现在前述所谓“古代”,也可以出现在所谓“中世纪”甚至“近代”或“现代”。与早期国家相对的国家形态,被学者较为普遍地称为“成熟国家”或者“成型国家”(Developed state)。6 以“成熟国家”或“成型国家”为标准来看早期国家,那么,早期国家已经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仍明显带有原始社会的残余色彩。从原始社会晚期诞生开始,直至演变为成熟国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而所谓早期国家(Early state),就是还在形成状态中的国家、正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国家,亦即俄罗斯学者格里宁所谓的“形成中国家”(Developing state)。7 “早期国家”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2006年,克赖森教授到北京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做了三场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报告。8 其中,他谈到如下的早期国家定义: 早期国家是一种有着三个层次(国家、地区与地方层次) 的权力集中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调控社会关系。它那复杂的分层社会, 至少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阶层。或者说,两个新兴的社会阶级,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两个阶层或者阶级之间关系的特征是,前者实施政治控制, 后者缴纳赋税。早期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共同的意识形态。9 这又是以互惠为基本原则的10。11 在报告中,他还对早期国家本身进行了分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从原始社会到成熟国家发展的过渡性:第一种类型是未完全形成的早期国家(Inchoate early state),或者初始的早期国家(Incipient early state);第二种类型是典型的早期国家(Typical early state);第三种类型则为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Transitional early state)。所谓过渡,是指向成熟国家过渡,因而这一种类型最为发达。12 第一种类型早期国家的特征是:在经济生活中,贸易和市场还不是太重要;职位继承采用世袭方法;土地私有现象极其少见,土地公有现象普遍存在;官吏们得到的补偿通常是实物;在司法体系中,尚无成文法来推行法律、实施惩罚;在税收中,大部分是强制性的礼物与非经 常性的徭役。典型早期国家的特征是:贸易和市场已经发展到超出当地的地理范围之外;世袭继承制度与委任制度并行;土地私有现象仍不多见,国家土地所有权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获取补偿的官吏之外,也出现了定期领取国家薪水的官吏;有开始编撰法律条文的现象;定期征收赋税(其中部分是实物,部分是徭役);由政府官吏组织的重要工作,经常是在强制劳动的协助下完成的。过渡类型早期国家的特征是:贸易和市场具有重要作用;官吏任命制度占据主要地位;土地私有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取得固定薪水的职员占据绝大多数,政府机构也逐渐变成一股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成文法的编纂已经完成,正式的法官具有维护正义的责任;税收体制的发展已臻完善。13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虽然“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的内涵在某些内容上形成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早期国家”却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甚至“现代”。 二、酋邦与分层社会 日本学者铃木靖民的一篇论文之第二部分使用了“首长制社会理论”这样的副标题。14 这里所谓的“首长制社会”,也就是“酋邦”。不过,从内容看,作者似乎并未将塞维斯的酋邦等同于弗里德的分层社会:“首长制社会(chiefdoms)的指标包括:……同一集团出身的首长位于圆锥形氏族(conical clan)的顶端,构成序列社会或是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ies)。身份地位是通过家族制度来表现,支配从属关系也是以血缘关系来表现。不存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阶级,原生的首长并非阶级统治者……首长制社会理论承认序列社会倒退回平等社会这样的平等化现象与集权的反复交替,重视多线进化,这样的社会转变为分层社会,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国家。”15 既然如此,上面所列副标题显然没有必要地造成了混乱。混乱的更有上引文最后一句话中的三个概念:“首长制”、“序列社会”与“分层社会”,三者之间,到底是一种进化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还是同义因而可以互换的关系,让人不得要领。 中国学者当中,有人远比铃木做得彻底。最为有名的例子,就是谢维扬将塞维斯的酋邦与弗里德的分层社会“对应”起来。16 不仅仅如此。谢维扬更是大胆地将他们各自的四个发展阶段都“一一对应”起来。当然,笔者与谢维扬的讨论不止于此。2010年底,他对笔者长达十年的批评开始有了部分回应,其中包括将酋邦与分层社会对应的做法。17 遗憾的是,从这篇文章来看,对酋邦与分层社会这样的核心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谢维扬的解释仍旧缺乏足够的根据,虽然他有一个长达十几年影响至今的“酋邦模式”。下面,先来看看谢维扬坚持酋邦对应于分层社会的主要理由。 一个理由是,其他学者的说法证明谢维扬的观点是对的,易建平的批评“是不太成立的”。他一共举了3个例子。首先是易建平本人的例子。在他看来,易建平自己介绍的厄尔关于人类学中几种人类社会演进理论的示意表中,“弗里德的‘分层社会’正是被完全划在对应于塞维斯的‘酋邦’的位置上。对此作者自己也承认厄尔‘将弗里德的分层社会大致等同于了塞维斯的酋邦的后一段’。”第二个例子是,哈里斯认为酋邦是建立在分层基础之上的,酋邦具有分层社会的特征。第三个例子是,陈淳所制“表中弗里德的‘阶层社会’(即‘分层社会’之另译)也完全覆盖在塞维斯的‘酋邦’的范围内,只是塞维斯‘酋邦’范围的前端比‘阶层社会’略长出少许。” 毋庸多言,即便那些学者的认识与谢维扬本人的看法完全相同,那也不足以证明那就是塞维斯与弗里德本人的看法。何况,遗憾的是,即便是用作谢维扬说法的证据,我们也没有看到那几位学者中的任何一位像谢维扬一样,将塞维斯的酋邦与弗里德的分层社会“几乎是一致”地“对应”起来。哈里斯认为,酋邦建立在分层基础之上,或者,酋邦具有分层社会的特征,但这不等于他认为酋邦等同于或者“对应”于分层社会。正如有人认为,有的古代城市建立在商业经济的基础之上,或者拥有商业经济的特征,不等于他认为,这样的城市可以等同或者“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关于厄尔示意表的解释,那就有点奇怪了。自己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 “作者自己也承认厄尔‘将弗里德的分层社会大致等同于了塞维斯的酋邦的后一段’”,怎么还会得出结论认为,“弗里德的‘分层社会’正是被完全划在对应于塞维斯的‘酋邦’的位置上”? 陈淳的认识也与谢维扬的不尽相同。为了方便读者,下面列出他们的三个表: 表1. 谢维扬: 塞维斯与弗里德社会类型对应表

    提要:[1]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已然成为显学,成绩沛然。不过,有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其中,首先就包括“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来龙去脉。本文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文字中的演变,得出结论认为,在欧洲文字中,“文明”与“国家”本是同一个词。因此,现在许多考古学家将“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从词源学角度看,并无根据;况且,那样做也不能减轻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本文认为,将“文明”与“国家”基本上解读为同一个概念,正如从词源角度研讨之后所得到的结论那样,恰恰可以让研究者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与形成。 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考古学家都更愿意以文化来论文明论国家。[2]与之相对,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注意到的更多的却是,在文明或国家概念下社会结构与管理或治理结构的变化。[3]这原因也很简单。考古学家天天打交道的就是文化,就是某个具体的发掘对象,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使用四维方式来具体描述的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墓葬、聚落、城址,等等。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却直接是社会本身,并且,他们许多会深入到某个活生生社会的内部去,观察它的结构与运行方式,观察有血有肉人民的具体生活。传统上,较起考古学家来,他们也更愿意使用比较的方法,因而往往会更自觉地跳出自己的田野调查视野,将自己所研究的直接对象与其他相类似的对象进行比较,然后抽象概括,提炼出自己的“类”的定义。考古学家与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这种研究对象与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他们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方法也不相同。需要对尽可能多的同类现象先归纳然后进行概括才能够提炼出来的“文明”或“国家”之类概念,所有权多半属于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时候,一方面需要使用类型学上的“文明”与“国家”之类概念,对自己所发掘的对象进行归类;一方面,又由于那些概念往往是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提出来的,概括的多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考古学家在使用时候,常常困难重重;尤其是,在最初的文明与国家产生前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物中往往缺乏足够量的文字或者根本就没有文字,考古学家难以对它们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理所当然地,考古学家们也不得不起来使用自己的语言,利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材料,对“文明”与“国家”一类概念进行修订,具体化其内涵,在进化论的视野下,将不同类型的考古实物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在当今中国史学传统的理论源流上,摩尔根与恩格斯在研究早期社会演变时候,虽然自己的身份不是考古学家,而是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但恰恰又在这方面开了个头,以可以使用具体事物来表征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等,来指标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比如,高级蒙昧社会,他们界定为,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制陶术的发明[4];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5]。这就使得中国的考古学家更有理由这么做了。 如今,中国许多考古学家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将文明与国家分作内涵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来看问题,认为,文明更多地是指某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城址、青铜器、大型建筑、文字,等等,国家则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6]或者,有些学者将文明分作两大部分,一是某种特定的文化,一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后者相当于国家。[7]不过,不管哪种做法,它们所遭遇的困难都一样,都与前面提到的摩尔根与恩格斯的时代划分标准一样,会遇到同样的文化对应的却并非同样发展阶段的社会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因而,标准很容易被自己所暂时不知道或忽略的一些地区的情况所否定。比如,从考古学家柴尔德甚至更早以来便当作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城市,[8]在遇到古希腊的斯巴达时候便出了大的问题。[9]我们知道,都已经进入了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成熟国家社会,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斯巴达却不仅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筑有城墙的城,而且根本就没有城市——它只是由许多村落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10]关于青铜文化的标志也是一样。商代国家建立在青铜文化基础之上,斯巴达国家却是建立在铁文化基础之上。又比如文字。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都愿意将文字当作社会进入文明的前提或者标志物。但是,南美洲巨大的印加帝国,却是建筑在一个没有书写文字社会基础之上的。[11]又比如,以文字为标志,也无法解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进入了国家社会的夏代的,甚至不好解释甲骨文字大量出现之前的商人社会性质的。关于大型建筑也是如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往往将大型建筑当作一个社会进入国家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物。但是,塞维斯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在酋邦社会里,酋长也有力量规划、组织与部署劳动力,进行大型工程建设。[12]从现存的一些遗址来看,结合其他材料来推论,有些大规模的系统化的工程,的确可以没有国家社会的复杂中心而建设起来。[13]中美洲前国家时期奥尔梅克文化中的拉文塔遗址,就是这样一个证明。在那里,最大的建筑物为一座金字塔,底部面积达240×420英尺,整个塔身有110英尺高,它是奥尔梅克文化形成时期的最大建筑。[14]据海泽(Robert Heizer)估计,仅仅建造拉文塔大金字塔一项,可能就需要800 000个劳动日。[15]这足够说明,在考古发掘中,一旦发现大型建筑,就认定它证明了国家社会的出现,理由恐怕还不够充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文化基础相同但社会结构与管理结构却大不相同的社会,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进入了铁器时代的社会,人们通常都认为,进入了国家社会。但是,不仅仅使用了铁器,而且使用了现代热兵器的一些共同体,如凉山彝族,却没有进入国家社会。[16] 看来,将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将文明主要地视作某种特殊的文化,将国家视作某种特殊文化基础之上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或者,将文明概念本身划分作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更多地在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明,来确立国家产生的文化标志,这都不一定对研究工作能有多大帮助。何况,在欧美文化人类学界的主流那里,文明本来就几乎是国家的同义词。[17]从西方文字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在中国文献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又见于《尚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从字义上看,“文”是指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明”与“暗”相对,指光明,明亮;合起来,指错杂艳丽的色彩,是文采光明之意。按照黄兴涛的研究,在中国古代, “文明”一词引申开去,大致是指“文”之“明”,即文教昌明、发达之意,主要用来说明社会或族群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它具有与茹毛饮血、蛮野、洪荒、草昧、夷狄等相对的意义;这与现代西方所使用“文明”概念的基本含义具有某种相通之处。[18]清初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19]就明确是这个意思。这也许就是后来都使用“文明”一词来翻译“Civilization”的缘故。当然,这样翻译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根据黄兴涛的研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一些英汉词典陆续列出了有关“Civilization”、“Civilize”和“Civilized”的条目,其中,动词“Civilize”较多,名词“Civilization”较少;但直到戊戌维新以前,无论来华传教士还是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英汉词典,一般都以“教化”一词对译上述英文词。在晚清英汉词典中,直接译“Civilization”为“文明”,那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20] “Civilization”一词本身的出现,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大致可以描述为“Civis” →“Civilis” →“Civilizare” →“Civiliser”→“Civilize” →“Civilization”。[21]“Civilization”在拉丁文中最为接近的词,是15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Civilizatio”,那是动词“Civilizare”的完成被动时态“Civilizatus”加上后缀“-io”而成的一个动名词。“Civilizare”又源自于当时尚在使用的古拉丁文 “Civilis”,“Civilis”源自于“Civis”;“Civis”另外一个重要的派生词是“Civitas” (复数“Civitates”)。“Civilizare”现在的意思是“教化、开化、文明化”之类,但早期只是“使刑事事件变成民事事件”之意,并由此引申为“使……进入一种社会组织”。[22]“Civilis”是形容词,基本含义是“市民的、公民的”;次义是“公共的、政治的”;再次意思是“有礼貌的”。“Civis”是名词,意思是“市民、公民或国民”(“Citizen‘”’”“”),对应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ίτης”。“Civilizatio”的古希腊文对应词是“Πολιτισμός”(Politismos),后者的基本意思是,“公共事务的管理”。“Civitas”的意思是,“公民身份、公民权、公民集体、城市、城邦、国家”等,其古希腊文的对应词是“Πόλις”。 “Πόλις”(复数“Πόλεις”)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荷马与赫西俄德时期,[23]也就是希腊城邦社会的初始时期;自那以后,城、城市、城邦、公民这些概念逐渐形成。“Πόλις”的原义是城、城堡,后来意思扩大了,发展为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的所谓城邦(City-state),城中有公民集会的开放场所,它又用作集市,称作“Ἀγορά”。在有城也有乡村的城邦里,公民既居住在城里,也居住在乡村,但政府都在城里。到了那个时代,“Πόλις”的核心内容演变成为公民集体,“Πόλις”实际上等同于了整个公民集体。所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说,一个城邦的名称,来自于这个城邦公民集体的称呼,而不是来自于这个城邦的城市或领土的名称[24]。这一点,在罗马,在拉丁文“Civis”与“Civitas”两个词的关系中,看得更加清楚:后者正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的城邦社会中,整个公民集体或者说集团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内部也经常不平等。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神祗,做这个城邦的公民,意味着他们都信奉这些神祗,拥有各项公民权利,尤其是宗教、政治与经济权利,享有福利,并对这个城邦履行自己的军事与经济义务。在城邦中,公民又分属于不同的亲族团体、祭祀团体与地方团体。在数百年的历史当中,希腊有过数百个这样的城邦。这是大概的情况。[25]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城邦斯巴达,前面提到过,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却没有城墙,没有城市;它只是由各个村落所组成。这样一个没有城或城市的斯巴达,却是当时希腊一个重要的“Πόλις”,它长期与雅典争霸,影响了整个古典希腊历史的发展。[26]可见,“Πόλις”虽然主要意思始于城或城堡,发展为城市,继之以一个在城市的管理中心来代表包括周围农村的国家,但没有城、没有城市的斯巴达却也称为“Πόλις”,而且是最为重要的“Πόλις”之一。因此,到了希腊城邦时代,“Πόλις”最准确的意思,还是希腊当时状态的国家及其公民集体;有没有城,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古希腊,用来指称一个城市全部建筑与空间的词是“Ἄστυ”(Ásty)。[27]如果考虑到斯巴达的情况,英文将“Πόλις”翻译作“City-state”,法文翻译作“Cité-État”,德文翻译作“Stadtstaat”,中文翻译作“城邦”或者“城市国家”,其实并不准确。到了罗马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国家拥有许多城市的情况,故而,“Civitas”或者“Πόλις”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本身即拥有主权。没有主权的地方城市,在拉丁文中称作“Municipium”。 [28]由于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自己的社会较为发达,与自己比较,周围的许多族群都生活在不发达的社会里,因而每每将他们称作野蛮人(“Βάρβαρος”、“Barbarus”)[29],也因此,“Πόλις”、“Πολίτης”、“Πολιτισμός”、“Civis”和“Civitas”等慢慢地沾附上了与粗鲁野蛮相对的转义。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将“Civilization”定义为一种继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或者原始社会之后演进而来的更高发展程度社会的源头原因。 “Civilization”本词在西方的出现与演化,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公元6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撰了罗马民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公元11世纪,欧洲第一所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的教授们重新发现它,“Civilis”这个词开始在西欧被注意。1388年,“Civil”这个词出现在英文中,意思是“市民的或与市民有关的”。 [30] 1704年,“Civilization”这个词在英文中出现。[31]但现代意义上的用于野蛮对立面上的“Civilization”,则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使用。[32]最初是法文英文使用这个词,之后从法文英文借鉴过去,德文“Zivilisation”也使用了。根据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人的研究,最早一批这么做的有,老米拉波(Marquis de Mirabeau)、西蒙-尼科拉•亨利•兰盖(Simon-Nicholas Henri Linguet)、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翰•米勒(John Millar)、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等人。[33]但在那个时候,“Civilization”的意思还只是“教化”之类。比如,1775年出版的《阿斯特词典》,就将“Civilization”释为“教化”(“The state of being civilized;the act of civilizing”)。[34]真正将这个词释读为原始社会之后的社会,那是19世纪的事情了。这些情况的历史大背景是,地理大发现与大殖民。在这两个前后关联的时代当中,西欧人包括后来殖民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西欧人的眼界大大扩展了,逐渐认识了世界各地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文化。由于在文化碰撞中的成功,他们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来看待其他“落后”民族,而将自己的社会看作是“Civilization”的社会,因此,将“Civilization”这个词,越来越强烈地与“Savagery”和“Barbarism”对立起来,这最终导致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摩尔根蒙昧、野蛮与文明三大时代的划分。[35]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在西欧后来的文字中,英文“State”,法文“État”,德文“Staat”,最早应该与意大利文“Stato”有关。按照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1532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o”这个词,来称呼拥有领土的主权政府。[36]根据韦氏词典等等的说法,则英文这个词的演化途径是,“State”来自于“Stat”,“Stat”来自于“Estat”,“Estat”来自于“Status”。[37]“Status”的意思是,站立的姿态、情况、阶等、地位、身份,等等;它是动词“Stare”一词的完成被动时态分词。[38]随着14世纪罗马法在欧洲的复兴,这个拉丁词被用来指一个人的法律地位,尤其是那些地位高贵者包括国王所拥有的特殊地位。[39]如今,欧美学术界较为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合法垄断了武力使用权的”组织,这是马科斯•韦伯1918年在一次讲演中提出来的[40]。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称国家,是指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种政治组织,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垄断了武力或者暴力合法使用权的政府。在文化人类学中,现在普遍用它来指称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一种复杂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垄断了强制性权力合法使用权的治理中心。因此,它在词源学上更加接近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ία”。在现代英文中,“Polity”[41]最终就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从词源上追溯,英文“Polity”最早出现于16世纪30年代,源自于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期的法文“Politie”,法文又源自于后期拉丁文“Politia”,[42]拉丁文源自于古希腊文“Πολιτεία” (“Πολιτεία、πολίτευμα”,拉丁化对译为“Politeía、políteuma”) [43])。在涉及到政治组织时候,“Πολιτεία”最基本的意思是,政府,城邦的组织结构,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在古典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使用“Πολιτεία”来指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态,尤其用来指称结合了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优点的一种混合政体。[44] 另外还有一个拉丁词“Res publica”,在涉及到政治时候,通常,学者们认为,其古希腊文的对应词也是“Πολιτεία”;虽然,前者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意思,与后者并不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用作“政府”、“国家”、“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等等时候,“Res publica”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ία”很为相当。“Res publica”的字面意思是“公共事物、公共事务”,与“私人事物、私人事务”(“Res privata”)相对。词典里列出的它的意思是:“公共财产、国家、共和国、公共事务、国家政府的组织制度或结构、政治,等等”。它常用的意思之一就是“国家”;不过,它强调的是,大家共有这么一个性质。英文“Republic”(共和国、国家,最终就是源自于这个词。[45]这也就是说,“Republic”源自于“Res publica”,“Res publica”对应于“Πολιτεία”。因此,后来使用英文的人,往往将柏拉图的Πολιτεία,译作The Republic。[46]许多人由此以为,“Πολιτεία”或者“Res publica”,只是指共和国。其实,这是一种大的误解。罗马人使用“Res publica”,既用来指称共和时期的罗马国家,也用来指称王政时期与帝国时期的罗马国家。[47]而“Πολιτεία”并非光指共和国,这仅仅从柏拉图那部著作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他的理想国家中,是由哲学家做王的;[48]而现代概念上的共和国,却不应该有王,尤其不能有掌握实权的王;现代政治学上的共和国,是与那种掌握有实权的王统治着的君主制国家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中文流行的是将柏拉图那部著作译为《理想国》,那是从内容来翻译书名的。也有人将它译作《共和国》。其实,柏拉图的Πολιτεία,从字义上说,更准确的不会产生歧义的译法,英文应该就是The State,中文就是《国家》。 总结一下。 “Civilization”对应于15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拉丁文“Civilizatio”,后者的古拉丁文词源最终是“Civis”,后者还派生出来过“Civitas”,它们分别对应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ισμός”、“Πολίτης”与“Πόλις”。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希腊文中,这三个词的关系却是,“Πόλις” →“Πολίτης” → “Πολιτισμός”。“Πόλις”最初的意思是“城、城堡”,后来慢慢地演化成为“城、城市、城邦、国家、公民集体、公民权利,等等”。“Civitas”由于直接是从“Civis”派生出来的,所以它首先的意思就是“公民身份、公民权、公民集体”,然后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也即现在所说的“国家”。这种“共同体”,在罗马人的经历中,最早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邦”。在拉丁文中,“城市”开始是使用“Urbs”这个词,后来,在“城市”这个意思上,“Civitas”也逐渐地成为了“Urbs”的同义词,甚至代替了它。[49] 英文“State”这个词,最终源自于拉丁文“Status”,意思是“站立的姿态、情况、阶等、地位、身份,等等”。 英文“Polity”,拉丁词源是“Politia”,“Politia”源自于古希腊文“Πολιτεία”。在涉及到政治组织时候,“Πολιτεία”意思是,“政府、城邦的组织结构、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等等”。 英文“Republic”(共和国、国家的拉丁文词源是“Res publica”,后者意思是“公共财产、国家、共和国、公共事务、国家政府的组织制度或结构、政治,等等”。在“政府”、“国家”、“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等意思上,“Res publica”又对应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ία”。 综上所述,可以看得出来,现代英文中“Civilization”与“State”两个概念,核心内容在词源上能够追溯到西欧最早的并且对后世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字古希腊文的地方,无非就是“Πόλις”和“Πολιτεία”。前者词干为“Πολῐ-、πολε-”,后者词干为“Πολιτειᾱ-”。两个词具有相同的词根“Πολῐ-、πολε-”。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说,“Πολιτεία”来自于“Πόλις”,“政府、国家、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来自于“文明”,而“文明”的本义就是“国家”。可见,从词源学上来讨论问题,“Civilization”与“State”本是一家,最初的意思就是“城、城堡”。到了古典时期,“文明”的词源“Πόλις”,“政府、城邦的组织结构、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的词源“Πολιτεία”,除了两者的基础都落在公民身上之外,区别主要是,前者的重点在于,国土与人民;后者的重点在于,这个社会管理组织的结构。从词源学上追溯,不管是“Civilization”,还是“State”,都与“Civilization”后来衍生意义上的“文化”,包括所谓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在中国,“文明”与“国家”在汉字源头上的意思,差别较大。“文明”正如前面所言,词义是文采光明之类意思,演变下来,指文教昌明、发达。“国”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或”,含义则与“Πόλις”最初的意思一样。从字形上看,它就是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有“武器”守卫着。所以说文解释“國”从“口”,从“或”。从“口”,象形以城墙或壕沟之类圈起来的一块地方。而“或”者,“戈”部[50]。两者相联,“城”也。故“國”字形象地示意了中国古代主要国家的战争起源模式,这与古希腊文“Πόλις”从“城”演变成为“城邦”或者说“城市国家”,暗示了战争在古希腊人大多数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样。当然,在中国,除了“國”字,还有可以通用的“邑”(“邑”字应该先于“國”字——林沄[51])与“邦”字,从它们早期的字形上看,只是关联到围起来的一块地方,以及住在这块地方的人民(及其活动——“邦”),与战争关联之暗示,并不那么强烈。[52]但这些材料并非就一定说是表示,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模式有战争与可能非战争两种,而希腊等其他地区只有战争一种。学术界认为与古希腊人有着牵连的赫梯人,留下来许多楔形文文献,他们的文字是今天我们所可以看见的最早的印欧语系文字之一。在赫梯人那里,“聚落、城、城市、国”(“Happira -”,表意字为苏美尔字“URU”)一词的本义却是“市场”。[53]如果仅仅从词源角度来解读一个社会的演化模式,那么,赫梯人的“Happira-”,较之“邑”与“邦”字,似乎更能够让人得出非战争模式的答案。然而,读读赫梯人留下来的大量的楔形文文献,第一印象肯定是,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甚至,差不多可以说,在有一段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是最为成功的好战民族;整个赫梯民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已经组织成为一部战争机器了。可见,仅仅以词源学来解读一个社会的起源与演化模式,那是很有局限性的。 把这篇小文章总结一下。我们以为,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虽然,这两个词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恩格斯所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4]正是显示了这两个概念的一致性,以及在这个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强调重点之区别。恩格斯的话绝不意味着,“文明”与“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恩格斯的古典文化包括古典语言修养极佳,他不会这么做的。 此外,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从西欧文字词源上看,同样没有根据。何况,那样做以后,所面对的研究上的困难也并不减轻。正如前面所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某种文化并非一定会产生某种社会结构,只会产生那种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的看法是,研究文明起源,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有意思的是,从词源上看,不管是苏美尔文的“URU” [55],阿卡德文的“Ālu” [56],赫梯文的“Happira -”,古希腊文的“Πόλις”、拉丁文的“Urbs”、“Civitas”,还是汉字的“邑”、“國”、“邦”,讲的都是人与地。所谓“有土有人,斯成一邑”,[57]而既然成“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的趋势当会越来越复杂。抓住了这一点,应该也就抓住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键点,包括人类从平等社会进入复杂社会包括文明社会或者说国家社会的关键点。 当然,我们从词源上探索了一下,认为不能将西方的“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并非是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文化”来解读“文明”,尤其是在前文字时代。将“文明”与“国家”基本上解读为一个概念,如恩格斯那样,并不妨碍我们使用“文化”材料来解读“文明”。甚至可以说,这样做,恰恰让我们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比如,打破今天许多的考古学家将青铜器、文字、大型建筑等等“文化”材料对应于“文明”的框框,我们则更有可能开放思维,在青铜器与文字时代之前寻找“文明”;在铁器时代寻找“文明”;在没有大型建筑的地方,寻找“国家”。我们可以不拘一格,使用不同的“文化”材料,集中地来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演变,而不必先给自己套上框框,只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产生“文明”,才会产生“国家”。 后记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廖学盛师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方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的Silvin Koshak师也和我有过许多讨论;沈长云与王晖二先生在甲骨文方面多所指教;罗马史专家胡玉娟女士与亚述学专家国洪更先生提供了不少材料;一并致谢。 注: [1]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之后经过修改,再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3期。 [2] 典型的表现就是将金属器具、文字、城市、大型建筑等等列为文明标志的所谓“‘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童恩正语。参见童氏《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童氏说法来源于Lamberg-Karlovsky and Sabloff, Ancient Civilization: The Near East and Mesoamerica, Menlo Park, California: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1979, p.24)。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在中国也已经受到了许多批评。比如,可以参见王震中:《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184页;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易建平:《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大背景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总第2期;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文物》2001年第2期 [3]比如,可以参考F. Oppenheimer, Der Staat,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1907; M.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GRIN Verlag, 2009[1919]; J. H. Steward,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M.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5; Claessen, H. J. M., and P. Skalník, eds.,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Johnson, A. W., and T.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塞尔维斯

    弗里德

    群队

    无等级和无分层社会

    部落

    等级社会

    酋邦

    分层社会

    国家

    国家

    1. [4]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7),第9-10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F. Engels,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Zürich, 1884),第19-20页。 [5]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3页。 [6] 较早明确了这一思路的学者有夏鼐,虽然,他看中的更多地是“文明”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参见其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可以参见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李绍连:《“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许顺湛:《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彭邦本:《文明起源的“三要素”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曹兵武:《文明与国家——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三》,《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3日第3版。 [7] 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载《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王巍的这一观点最早见于2001年8月,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提交了论文提要《谈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早于他们,历史学家孙淼就提出了相似看法。参见孙淼:《夏商文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4页。 [8] 关于柴尔德的观点,参见V.G.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1: 3-17。 [9] 通过对希腊“黑暗时期”(Dark Age, c.1100-750 BC)和“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s, 750-500 BC)城市化和国家形成证据的研究,莫里斯(I. Morris)否定了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参见I. Morris, “The Early Polis as City and State”, in J. Rich and A. Wallace-Hadrill, eds.,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25-58. [10] 关于斯巴达,可以参见G. L. Huxley, Early Spart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11] 关于印加,可以参见J. A. Maso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Peru,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8; Th. C. Patterson, The Inca Empire: The Form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a Pre-Capitalist State, Explorations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1991; M. E. Moseley, The Incas and Their Ancestors: The Archaeology of Peru,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2。 [12] E.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140-141, 162;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178. [13]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196. [14] 特奥蒂华坎(Teotihuacán)的太阳金字塔为689×689×210英尺。 [15]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180. [16] 关于凉山彝族文化发展状态与社会-政治制度,可以参见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自强:《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胡庆均:《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四川省编写组:《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何耀华:《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42页;袁亚愚主编:《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学良、于锦绣、范慧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怀英主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7]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xi. [18] 黄兴涛:《清末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19] 李渔:《闲情偶寄》,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页。 [20] 黄兴涛:《清末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1] “Civil”, “Civilize”, “Civilization”,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version 3.0, 2003; “Cīvis”,“Cīvīlis”, Ch. T. Lewis and Ch.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9: , ,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Civil”, “Civilize”, “Civilizatio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Douglas Harper, 2001-2010: , , ,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2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Glasgow: Collins, 1976),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23] “Polis(πόλις)”, M. Cary,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709. [24] Thucydides 7.77.7.上面所引是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一书的意译;参见M. Cary,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709。许多学者的翻译与此略有不同,他们大都将此句直译作,“是人,而不是城墙或者没有人的空船,创建了城邦”之类。比如,可以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169), IV,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F.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158-159。 [25] M. Cary,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709; V. Ehrenberg, The Greek State, New York: The Norton Library, 1960; R.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 700-338 B.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 rev.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I.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L. G. Mitchell and P. J. Rhodes,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39-48; B. M. Greece, “The Stateless Polis (11-4 centuries B.C.)”, in L. E. Grinin, et al. , The Early State, 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 Volgograd: Uchitel, 2004, pp.364–387; E. Ch. L. van der Vliet, “Polis. The Problem of Statehood”,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4, September 2005: 120–150; Kostas Vlassopoulos, 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 Ancient Greek History beyond Eurocent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 Thucydides; G. L. Huxley, Early Spart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27] 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Henry Stuart Jo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263. [28] “Mūnĭcĭpĭum”, Ch. T. Lewis and Ch.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29] “Βάρβαρος” ,这个词早期是希腊人用来指称那些说非希腊语的外族人。“Βάρ-,βαρ-”音节本身在希腊语中并无意义。它出现的原因大概在于,希腊人听不懂外族人说话时候,故意嘲笑性地学人家说话,宛如北京人有时候听不懂外地人说话时候,故意嘲笑性地“嘟噜嘟噜”学人家说话。从这个词的起源可以看出,它一开始就带有歧视性,虽然那个时候它还并非是指野蛮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逐渐具有了“未开化、野蛮”之类意思。参见D. Booth,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J. and C. Adlard, Bartholomew Close, 1830, p.113。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廖学盛师告诉我,拉丁文“Barbarus”是罗马人从希腊人的Βάρβαρος”那里借用过来的,但是,由于罗马人后来成了征服者,希腊人成了被征服者,“Barbarus”有时候也被罗马人用来指称希腊人。感谢廖师提供这条材料。 [30] “Civil”,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31] 当时的意思只是“使刑事程序民事化的法律”。“Civilizatio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24 August 2010. [32] 英文在此意义上使用,首次是在1772年,它可能来自于法文“Civilisation”。“Civilizatio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24 August 2010. [33] 比如,可以参见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文明》,载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05-321页。该文原文见Émile Benveniste, “Civilizatio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t”, in É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66, pp.336-345. [34]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文明》,载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314页。 [35] 摩尔根:《古代社会》。 [36] Niccolò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a cura di Giorgio Inglese, con un saggio di Federico Chabod, Einaudi, 2006[1532]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K. Marriott [Release Date: 11 February 2006 (EBook #1232): [37] “State”,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State ”: ,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38] “Stat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39] “Status 1-2”, “State 3-4”,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40] “Heute dagegen werden wir sagen müssen: Staat ist diejenige menschliche Gemeinschaft, welche innerhalb eines bestimmten Gebietes - dies: das »Gebiet« gehört zum Merkmal - das Monopol legitimer physischer Gewaltsamkeit für sich (mit Erfolg) beansprucht.” M.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p.4. [41] 一般认为,这个词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疆域及其政府。较早的作家如霍布斯就是这么使用这个词的。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 retrieved 27 August 2010. [42] “Polity”, “Polic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 ,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 “Polity”, “Police”,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43] “Politia”,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 [44] Aristotle, Politic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264),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45] 英文“Republic”出现于1600年左右,它来自于法文“République”,后者又来自于中世纪法文“Republique”,“Republique”最终来自于拉丁文“Res publica”。参见“Republic”,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Republic”,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pringfield, MA: G & C. Merriam Company, 1976, p.1928。 [46] 比如,洛伊布丛书就是这么翻译的。参见Plato, The Republic (Loeb Library No. 237),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ul Shor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47] “Res, II.K”, Ch. T. Lewis and Ch.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 retrieved 22 August 2010. [48] Plato, The Republic. [49] “City”,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 [50] 今人研究认为,许慎说“或”字从“戈”错了;“或”字甲骨文应从“弋”,表示各种武器。参见邵英:《古文字形体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51] 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52] 当然,也有争议,也有学者认为,“邑”字与战争关联密切。 [53] “Happiriya-”源自于“Happir-”一词。参见J. Puhvel, Hittit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Vol.3, Words Beginning with H,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1, 第125-128页“Happir-,Happar-”、“Happira-”词条。 [5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 [55] 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enne, Pairs: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6 [1948], pp.56-57. [56] 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enne, pp.56-57. [57] 叶玉森语。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邑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3页。

    资料来源: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172页。说明: 塞尔维斯,即塞维斯。 表2. 厄尔: 诸家社会发展阶段对应表

    柴尔德

    塞维斯约翰逊和厄尔

    萨林斯

    厄尔

    弗里德

    狩猎者—采集者

    游团

    头人

    平等社会

    农 民

    部落

    大人

    阶等社会

    文 明

    酋 邦

    简单的

    分层社会

    复杂的

    国 家

    国 家

    国 家

    资料来源:Timothy K. Earle,“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in Tim Ingold, ed.,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umanity,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941. 表3. 陈淳: 弗里德和塞维斯政治社会类型的比较

    弗里德的术语

    塞维斯的术语

    国家社会

    国 家

    阶层社会

    酋 邦

    等级社会

    部 落

    平等社会

    原始群

    资料来源: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三者比较,可以看得出来,谢维扬最为大胆,他将弗里德与塞维斯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一对应起来”。他宣称,弗里德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分类理论,“除了对各个社会类型或阶段采取了与塞尔维斯不同的名称外,整个分类的框架与塞尔维斯的分类几乎是一致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与塞尔维斯的‘酋邦’相当的类型或阶段”。17 陈淳之表的许多地方虽然也距离塞维斯与弗里德的本意甚远,但也没有大胆到谢维扬的程度。厄尔的表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塞维斯与弗里德理论的实际情况:“阶等社会”开始阶段对应于“部落”晚期,因为这个时期的部落内部兴起了所谓“大人社会”,塞维斯称之为“萌芽状态的酋邦”;18 “酋邦”晚期,对应于“分层社会”,因为两者都处于国家产生前夜,在发展阶段上正好可以对应。当然,后一点也只是厄尔等人的理解,塞维斯与弗里德自己的解释与此并不完全一致。 将“酋邦”对应于“分层社会”,谢维扬自己认为, “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塞维斯的酋邦是具有分层特征的……既然酋邦在人员的社会关系方面是具有分层的特征的,则将酋邦与所谓分层社会相联系就是很自然的”。对于“酋邦是具有分层特征”一说,他举了两条证明材料:其一, “塞维斯在《民族学概论》一书中阐述酋邦特征时明确说: ‘它们显示出社会分层和等级,但还没有真正的社会经济阶级。’”其二,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指出: ‘虽然弗里德将分层看做是更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但等级社会也同时可以是分层的。’”在第2条证明材料之后,谢维扬解释道:“这表明在塞维斯的认识上,酋邦是具有分层特征的,与本文(谢维扬之文———引者)说明的相符。因此塞氏在上引这段话中以弗里德的‘阶等社会’相当于酋邦,我理解主要是反映出他认为‘阶等社会’也是分层的。而这应该也是学者们将其酋邦理解为与弗里德‘分层社会’相当的重要理由。” 先来分析一下这段解释。谢维扬告诉我们,既然塞维斯都说了,阶等社会可以是分层的,所以塞维斯是认为, “酋邦是具有分层特征的”,与谢维扬的说明“相符”,也就是,酋邦“对应”或者“相当”于分层社会。换句话说,这里谢维扬绕了一个弯,先承认弗里德的阶等社会“相当于”塞维斯的酋邦,然后将后者“相当” 于或者“对应” 于弗里德自己的分层社会。这也就是说,在谢维扬那里,弗里德的理论最后成为了:平等社会→阶等社会→阶等社会→国家。我们从上面所列谢维扬的塞维斯与弗里德理论“对应”表中知道, 他是将后者的阶等社会对应于前者的“部落”的。这并起来说谢维扬的意思就是,阶等社会=部落,阶等社会=酋邦因而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因而阶等社会=部落=酋邦=分层社会。我们又知道,弗里德的平等社会是取消了塞维斯的部落阶段的,或者说,是包括塞维斯的部落社会在内的,19 而塞维斯自己论述的部落整体上也是平等社会。20 这样,在谢维扬那里,弗里德的“阶等社会”就成为了一个几乎万能的概念,可以对应于塞维斯的部落与酋邦,还可以对应于弗里德自己的平等社会之一半与分层社会;当然,它首先应该还是阶等社会本身。换句话说,按照谢维扬的解释,弗里德的理论可以表述为:平等社会(=游团 部落,但由于部落=阶等社会,所以,平等社会又=平等社会的游团 阶等社会或者“等级社会”)→阶等社会(=部落=平等社会两大组成部分之一部分)→分层社会(=酋邦=阶等社会=部落=平等社会两大组成部分之一部分)→国家,塞维斯的理论则可以表述为:游团→部落→酋邦(=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又=阶等社会=部落)→国家。就这样,在谢维扬那里,塞维斯的部落与酋邦,弗里德的阶等社会与分层社会甚至平等社会之一半,都成为了“人类进入国家社会之前、最接近于国家社会的社会类型的概念”。这就是谢维扬先生在《怎样准确理解和概括国外__人类学成果真实意义的问题》副标题下“准确理解和概括”的范例。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塞维斯与弗里德本人怎么论述自己的酋邦与分层社会。先来看看前面谢维扬所引塞维斯《民族学概览》(也即谢维扬所译《民族学概论》)结论部分中的一句话:酋邦社会“拥有显著的社会分层和阶等(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ranks),但是没有真正的社会经济阶级”。21 还有,他所译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的一句话:“虽然弗里德将分层看做是更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但等级社会也同时可以是分层的。”如果望文生义,将这两句话单独来看,的确可以让人认为塞维斯自己说他的酋邦拥有弗里德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以及阶等社会也可以同时是分层的一种社会。 不过,第二句话后面还有下文,我们一并列上原文,意思可以看得更为清楚:“Rank societies may also be stratified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Fried sees stratification as a later development. Stratification is, in Fried’s view,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e state:‘Once stratification exists, cause of stateship is implicit and the actual formation of the state is begun.’22” 23 这段话对应的中文是:“阶等社会也许同时是分层的,虽然弗里德将分层视作下一个发展阶段。在弗里德看来,分层几乎是国家的同义词:‘分层一旦存在,国家形成的原因也就出现了,并且,国家形成的实际过程也就开始了。’” 这就很奇怪了,如果在弗里德那里,阶等社会也许同时是分层的,而“分层几乎是国家的同义词”,那么为什么还需要阶等社会这么一个发展阶段,甚至,为什么还需要阶等社会和分层社会这么两个发展阶段? 这不是明显的多余吗? 直接从平等社会进入到国家不就可以了吗? 弗里德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或者,是塞维斯理解有误? 当然,都不是。糊涂的或者错误的不是他们两个。我们来看看,塞维斯上面所说“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与“分层” (stratified, stratification)到底指什么。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的《结论I》部分,他告诉我们: 在所有的原生文明(the archaic civilizations)和历史上所知道的酋邦与原始国家中,创造与扩展权威官僚制度, 也就是创造一个统治阶级或者一个贵族阶级。“分层” (the stratification)因此主要是分成两个阶级,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治阶层,而非所有制集团的阶层。24在《政府起源的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一文中,他再次强调这一观点: 在所有的原生文明(the archaic civilizations)和民族志上所知道的原始国家中,确实有阶层,基本上是两个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原文斜体, 下同——引者), 有时也称作“贵族”和“农民”。但是在哪里也没有基于财产分化、所有权形式或者“使用战略资源的不同权利”意义之上的那种社会阶层,哪怕是在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例子中也找不到。差异存在于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之中,这种权力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它并不需要经济优势之类的支撑。25 这些材料清楚地说明,塞维斯所说酋邦拥有的社会分层是政治意义上的分层,是“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分层,正如许多中国考古学家谈到的分层一样,而不是弗里德“基于财产分化、所有权形式或者‘使用战略资源的不同权利’意义之上的那种”社会分层。虽然第二段材料没有提到“酋邦”,但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分层”的涵义。怪不得科恩(Ronald Cohen)将塞维斯的观点总结为,并无先于国家出现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例子;产生统一政府的条件,也产生了统治集团或者“阶级”; 26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层是国家形成的结果,而不是其产生的原因。 27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里科恩的“社会分层”,当然使用的是弗里德的概念,也即经济意义上的分层。 毫无疑问,最准确的还是弗里德自己认为社会分层到底指什么。在《政治社会的演进》一书中,他给出“分层社会”的明确定义:在一个社会中,相同性别与相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并不拥有相同的权利来平等地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the basic resources that sustain life)。 28 所谓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应当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等而定。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中,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资源,比如耕地、山林、湖泊、河流、制造工具用的原材料,或者灌溉用水等。因此,弗里德的“基本资源”一词是在资本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消费的意义上使用的。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占有不平等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大类型,是把所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使用权,分配给某些个人或者集团。所谓某些集团,是指少于整个社会人口总数的一群人。这样,社会上那些并不拥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使用权的其他人,就要面临生计问题。第二大类型,是作为社会规模扩大化与社会结构复杂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不拥有足够的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使用权的人,或者根本不拥有这种权利的人,就需要以自己的劳动或者劳动成果,来和那些拥有这种资源使用权有余的人进行交易,换取后者拥有的基本资源使用权,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就是剥削产生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弗里德的分层社会与阶级社会有些相似。29 塞维斯也是这么理解的。30 比较一下,这显然足够印证前面所提到的,塞维斯所言酋邦社会中的“分层”(stratification),并非弗里德意义上的分层,而是指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政治分层。所谓“阶等社会也许同时是分层的”,“分层”之意思也并无不同。 那么,前文提到塞维斯所谓酋邦与阶等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分层”,具体是什么样的? 如果将人在政治地位或者宗教地位之高低贵贱的区分,也看做社会分层,将高阶等的人看做统治者,将低阶等的人看做被统治者,那酋邦的“社会分层”的确是十分“显著的”。按照塞维斯的说法,酋邦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广泛存在的不平等性:“在某种意义上,酋邦结构是金字塔形的或者说圆锥形的。” 31 不平等现象存在于酋邦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角落,整个酋邦社会就是一座大金字塔,小的地方性组织、小的亲族群体也是一座座微形金字塔。群体与群体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不平等。在弗里德的阶等社会那里,也是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没有人比弗里德更重视这种社会在阶等这一方面的特征了。32 这从阶等社会以“阶等”本身命名这点也可以看出。 但是,与弗里德的分层社会不一样的是,酋邦社会中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在理论上是根据他与始祖关系的远近决定,最近的那个人地位最高、成为酋长,最远的人则地位最低。这种理论划分的实际结果是,酋长成为酋邦大金字塔的核心;酋邦社会的其他人,则根据与他关系的远近分为不同阶等。33 在弗里德的阶等社会那里,一个人阶等高低的根据也是与某个祖先关系的远近。因此,在阶等社会里出现了需要证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非常著名的出身原则(a clearly distinguished descent principle)。其基本方法是,使用特殊的谱系指明所有的血缘关系与许多的姻亲关系。弗里德告诉我们,采取世系群与共同的亲族关系组织的聚合方式,以及使用谱系方法,可以发展出一种等级制的亲族制度,使得每个成员与某个祖先的关系远近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指征。34 弗里德的这种认识来源于基希霍夫,而最终又对后者的观点有所发展。他指出,一般说来,基希霍夫圆锥形氏族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点就在于确定每个人与其始祖关 系的远近;而实际上,关键点应该在于,确定每一个人与其同代最高阶等那个人关系的远近。35 这一原则加上长幼原则,在同一代人中间,长房的长子也就当然与始祖关系最近了。36 圆锥形氏族,酋邦,阶等社会,划分阶等的根据莫不如此,因为,说到底,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社会,同一种社会在不同学者那里的不同表达,因而,基本特征相同,细节略有差异而已。 这就非常清楚了:酋邦与阶等社会以及圆锥形氏族都是以血缘远近辈分高低年齿长幼等等来划分阶等或者等级的;而分层社会之所以称为分层社会,则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成员“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权利不平等。 酋邦之类社会与分层社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前者那里,阶等是特定的、精确的:“一位贵族也是一种特殊的贵族。” 37 这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严格地看,前者中的分等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阶等,而不是一个阶等代表一个社会阶层(当然,也可以大致地将高阶等的叫做“统治者”,将低阶等的叫做“被统治者”之类)。在弗里德的分层社会中,人却是根据他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权利的不同划分为阶层或者说阶级的。因此,将两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基本特征对照来看,一边是个人性的,一边是阶层性的。在前者那里,一个阶等可以只是一个人;在后者那里,一个阶层则是具有相同权利或者义务的一群人。 在酋邦或者阶等社会那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是塞维斯与弗里德共同强调的一点。因而,塞维斯认为,在酋邦社会中“阶级”一词不太适用于经济方面。在酋邦社会中,虽然人们实行的“内部分等,很像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实行的内部分等,但是在他们之下并无一个广大的农民阶级”。38 这是酋邦社会和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39在酋邦社会中,各个社会阶等之间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差异。弗里德关于阶等社会中阶等与经济关系的看法,也与塞维斯关于酋邦社会中阶等与经济关系的观点十分相同。40 塞维斯甚至认为,国家起源过程中,基于经济上的分层或者阶级划分,换句话说,基于财富、土地制度或者“对战略资源不同占有”形式 41 之上的阶级划分,都不具有意义;那样的分层或阶级划分,在原生的文明中(the archaic civilizations),42 在民族学上次生的原始国家中,以及历史上所知道的酋邦社会中,都找不到例证。43 这又是他与弗里德的认识存在着重大分歧的地方。我们知道,弗里德的看法是,经济分层是国家产生的基础与前提。44当然,关于社会分层现象产生的时间,约翰逊与厄尔以及卡内罗等人,又有着与塞维斯和弗里德相当不同的认识。45 他们总的做法是把经济上的分层现象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认为这种分层现象可以在国家产生之前出现,可以在酋邦甚至更早阶段的社会中出现。这样做与他们关于酋邦之类社会与国家等社会的基本定义之强调点的不同有关。在这些学者看来,酋邦之类社会与国家跟前此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不同在于规模。卡内罗强调,酋邦首先是由若干个公社组成的政治实体,国家则是由许多公社组成的政治实体。46 约翰逊与厄尔则把整个史前社会到国家的发展,按照规模划分为家庭层次上的团体—地方性的团体—地区性的团体三个阶段,而酋邦与国家同属于第三个阶段。47 这样,在他们看来,酋邦之类社会与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们把比前此社会更多的人口与更为广大的空间统一组织了起来。48 某种程度的可继承社会阶等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这种地区性政体次一级的特征罢了。49与塞维斯和弗里德都把阶等当作酋邦或者 阶等社会的根本特征比较,卡内罗、约翰逊和厄尔的理论显然颇不相同。50 在中国学术界,对于“分层社会”概念的认识往往不尽一致。有的与易建平的看法接近。51 有的是受谢维扬的影响,认为它“几乎”与酋邦“一致”。52 有的虽然也常常将两者等同起来,但很多时候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又并不统一。比如,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王震中提到“酋邦”与“分层社会”以及“分层”,就有几种说法: “酋邦(chiefdoms,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酋邦制概念……通过人类学中具体的民族实例,给我们展现了阶级社会之前的分层社会的一种具体情景”, “聚落间等级分层”, “……大汶口遗址……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的发现还证明,在我国史前社会中出现社会分层、不平等和祭祀中心的时间,比原先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宗教祭祀……对社会分层——宗祝卜史之类巫觋祭司阶层亦即管理阶层形成的作用”。53 我不知道王震中将酋邦定义为“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之根据何在,但显然,后面三个例子中的“分层”,恐怕还是“分化”的意思。至于说酋邦是一种“阶级社会 之前的分层社会”的真实涵义,王震中也并没有具体解释,不过这里无论是“酋邦”还是“分层社会”甚至“阶级社会”,似乎都不是塞维斯与弗里德本人的意思。总的来看,中国学术界早期文化研究中“分层”、“社会分层”和“分层社会”几个词使用最多的,还是王震中上面所用“分化”的意思。在史前考古中,一旦发现不同规格的聚落、房址与墓葬,尤其是墓葬中所谓的礼制用品如玉器之类,许多考古学家往往很自然地就会认为,分层社会或者社会分层出现了。54 我们在阅读这类文章时一定要小心,不要轻易将他们的“分层社会”与弗里德的“分层社会”混同起来。在考古发掘中,一旦发现分化现象,就论证说当时出现了弗里德定义中的“分层社会”,那还不是十分可靠的。 按照塞维斯的说法,酋邦是一种再分配型的社会,酋长是再分配者,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社会其他成员手中接受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中一些再分配给大家,一些储藏起来以备日后庆祝公共节日或渡过饥荒之用。在史前考古发掘中有时会发现,一个聚落中存在较大的房子,其中的遗存物品也较丰富。我们由此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认定这个聚落已经有了经济上的分层现象呢? 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简单酋邦这样一些人类学的材料来推论,恐怕还不能够。在那个群岛上,酋长的财力主要来自其妻子娘家男性亲属赠送的薯蓣。那里有每年给姐夫妹夫赠送薯蓣的习惯。酋长通过多娶妻子的方法,可以获得许多薯蓣。一般来说,酋长可娶妻子的数目与其可获得妻家薯蓣礼物的数目,依据酋长自己的阶等而定。有的高阶等的酋长可以娶上几十个妻子,而每个妻子都可以从她兄弟那里得到应有的薯蓣礼物。55 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Omarakana那位有势力的酋长总共娶有约80个妻子。56 可以想象,他能够得到多少薯蓣。这些礼物被酋长储藏起来,用于村子以后举办共同庆典之需,以及用来支持酋长以后其他的政治活动。由于掌控的财物较多,以之为基础,酋长往往居住在特殊的较大的房子里。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外人进入这个群岛,他得到的表面印象一定是酋长拥有的财物远远多于一般人。发掘史前遗址的考古学家,有时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外人。然而,实际情况是,酋长掌握的财物,并非来自于他对生产资料的掌控,因而并非表示这个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何况这种财物最终也多是用在公共事务上。 还有墓葬形式与规格包括殉葬品不同的问题。在酋邦社会中,由于与祖先关系最近,酋长本人也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比如,一位蒂科皮亚人,在做上酋长之前,只是一位普通人(fakaarofa),做上酋长之后,则成为一个tapu 人,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受到与神相类似的礼拜。57 在卡玛聿拉,酋长的直系祖先可以追溯至太阳,因此他死后获得特殊的葬礼。58 最后的结果是,从遗存物品看,酋邦社会酋长的墓葬形式与规格,与一般成员的 相比,可能并不相同,尤其是殉葬品,其中往往可以发现有普通成员所没有的酋长所独有的威望物品。在中国,早期墓葬中的玉制品,显然不少就是这样的威望物品。发现了这些东西,未必就可以肯定地说出现了分层社会。在弗里德看来,在阶等社会也就是塞维斯所谓酋邦社会中,象征威望或者等级的标志如鸟羽之类,并不能用来获取食物或者生产资料,并不能转变成为经济上的特权,因而阶等本身与经济地位并无必然联系,阶等可以并且在有些例子中的确完全独立于经济秩序之外。59阶等可以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或者说经济权力或者特权(Economic power or privilege)全然没有关系。60 这就是说,墓葬中发现的威望物品如玉制品之类,可以只是表示占有者较高的阶等,而并不能一定证明占有者拥有经济上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特权。换句话说,仅仅凭借玉制品之类威望物品的发现,并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个社会已经是分层社会。同样,仅仅凭借墓葬形式与规格的不同,要证明分层社会的出现,恐怕也还不足。 总结一下。酋邦是一种等级制的社会,分层社会同样是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然而,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的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却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酋邦与分层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都否定,这两种社会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同一个时期。不过,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分层现象也可以出现在酋邦发展阶段,甚至,个别地,出现在更早的阶段。 当然,分层现象出现了,这并非就是说,分层社会出现了。就如奴役现象出现了,就并非一定证明了,奴隶社会出现了。要说这个社会达到了分层社会发展阶段,一定是分层现象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普遍而重要的现象才可以。就如说一个社会是奴隶社会,一定是奴隶在这个社会中, 已经普遍存在,成为了重要的社会阶级才行。说到底,酋邦与分层社会还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概念,虽然,它们相互也许可以交集,就如后来一些学者的认识那样。大致说来,整体上看,酋邦概念描述的社会靠前,分层社会描述的靠后,两者不应混淆。 注: 1 近年来关于中世纪时限的说法大有改变,许多中国教科书将其下限设定为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上限仍被设定为公元5世纪。 2 参见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1978;S.L.SeatonandHenri J.M.Claessen,e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the Art, The Hague:MountonPublishers,1979;Henri J. M. Claessenand Peter S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1981;Henri J.M. Claessen, Pieter van de Velde and M. Estellie Smith, eds.,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Massachusetts: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1985; Henri J.M.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Leiden: E.J.Brill,1987;Henri J.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M.A.vanBakel,R.Hagesteijn and P.van de Velde,eds., Pivot Politics: Changing Cultural Identities in Early State Formation Process, Amsterdam: Het Spinguis,1994;Henri J.M. Claessen and Jarich G. Oosten, ed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Leiden: E.J.Brill,1996; Henri J.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Leiden: CNWS Press,2000. 3 参见 Kathryn A. Bard and Robert L. Carneiro,“Patterns of Predynastic Settlement Location, Social Evolution, and the Circumscription Theory,”Cahier de Papyrologieet d’Egyptologie de Lille 11,pp.15-23;Antonio Perez Largacha,“The Rise of Egyptian State and Carneiro Circumscription Theory,”Cahier de Papyrologie et d’Egyptologie de Lille18,pp.107-118. 4 参见 Charles Keith Maisels,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Agriculture, C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Near East,London:Routledge,1990;Gil Stein and Mitchell S. Rothman, eds., Chiefdoms and Early States in the Near East: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Complexit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1994. 5 参见 S.N. Eisenstadt, M. Abitbol and N. Chazan, eds., The Early State in African Perspective: Culture, Power and Division of Labor,Leiden:E.J.Brill,1988.此外,可以参见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alník, eds., The Study of the Early State; Henri J.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Dynamics; Henri J.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Early state Economics; Henri J.M. Claessen and Jarich G. Oosten, ed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等书中相关的研究。 6 参见 Leonid E. Grinin and Andrey V. Korotayev,“The Primary Politiogenesis Period,"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9年,外文部分第32—38页。 7 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Developing country指的是以经济与社会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状态,它的终极发展状态是Developed country。Developing state则说的是,这个国家的治理结构或者管理结构的发展状态,它的核心是政府。故而,一个使用country ,一个使用state 。 8 克赖森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国家起源的方式与原因》、《早期国家的演化》。这三6 篇文章后来由胡磊、谢振玲译为中文,分别发表于《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3期、2008年第1期。 9 克赖森告诉我们,所谓“共同的意识形态”并非说上层和下层拥有完全等同的意识形态;它只是说,在上层与下层各自的思想意识之间存在足够的重叠区域;这使得两个阶层之间的互相理解成为可能。参见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0 在谈到“互惠”原则时,克赖森指出,可以明显地看到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普通大众提供商品和服务;统治者的回报是提供保护、法律、秩序与丰产,有时还赐予一些礼物。参见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1 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此处他对先前的论述做了一些修改。关于他先前的早期国家定义,参见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p.640. 12 参见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eds., The Early State,pp.640-641. 13 参见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4 鈴木靖民:《日本における首長制社仝との開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9年,外文部分第23—27页。该文后来由卢超平、章林翻译,刊登于《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15 铃木靖民:《日本的首长制社会与国家的产生》,《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16 参见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参见谢维扬:《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以下凡引自该文者,不再注明出处。 1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71页。 18 参见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975,p.74. 19 参见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1—215、230—233页。 20 参见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102-103,112,131-132;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pp.49-50,54,60-67.可以看出,谢维扬将塞维斯的部落“对应”于弗里德的阶等社会并不妥当。“部落”社会是平等社会,谢维扬将弗里德的“平等社会”译作“无等级和无分层社会”,将“阶等社会”译作“等级社会”,然后又将塞维斯“无等级”的“部落”“对应”于弗里德的“等级社会”。不仅如此。按照谢维扬的解释,弗里德的“等级社会” “相当于”塞维斯的酋邦,后者又“相当”于或“对应”于弗里德的分层社会。这样,塞维斯原本属于“无等级和无分层社会”的“部落”,最终在谢维扬的引导下成为了“有等级和有分层”的社会。 21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rev.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Row,1971,p.498. 22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7, p.185. 23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44-45. 24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285. 25 Elman R.Service,“Classical and Modern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in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78,p.32. 26 原词为A ruling group or class.应当注意的是,此处的class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与group意义相同。 27 参见Ronald Cohen,“Introduction,” in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7. 28 参见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186.按照弗里德的解释,此处“基本资源”与他以前所用的“战略资源” (Strategic resources)一词实质相似。关于“战略资源”,参见Morton H. Fr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87,p.24. 29 参见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p.186-189. 30 参见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p.45.

    31Elman R. 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142,145. 32 参见 Robert L. Carneiro,“The Nature of the Chiefdom as Revealed by Evidence from the Cauca Valley of Colombia,”in A. Terry Rambo and Kathleen Gillogly, eds., Profiles in Cultural Evolution: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Elman R. Service, Anthropological Papers,no.85,AnnArbor: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182. 33 参见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p.145. 34 参见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116.亦参见Morton H. Fried,“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7, pp. 1-29. 35 参见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126.关于基希霍夫的观点,参见 Paul Kirchhoff,“The Principles of Clanship in Human Society,”in Morton H. Fried, ed., Readings in Anthropology, vol.2, New York: Thomas Y.Crowell,1959, pp.259-270. 36 参见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p.126-127. 37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155. 38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149. 39 塞维斯认为,封建制度不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是某种政治类型特殊的历史变体。参见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p.80. 40 参见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p.52, 109-110. 41 弗里德语。此处所谓“战略资源”(Strategicre sources),与他后来所用“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 (The basic resources that sustain life)的实质相似。参见前文注释及Morton H. Fried,“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87,p.24;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186. 42 塞维斯认为,原生文明只有6个:旧大陆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文明,以及新大陆的中美洲文明与南美洲秘鲁文明。参见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pp.166-264. 43 参见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 xii, 282-286; Elman R. Service,“Classical and Modern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in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p.32. 44 参见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p.185-226; Morton H. Fried,“The State, the Chicken, and the Egg: Or, What Came First?” in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p.35-47. 45 参见 Allen W. Johnson and Timothy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p.207-211,226-232,243-245,324; Robert L. Carneiro, “The Nature of the Chiefdomas Revealed by Evidence from the Cauca Valley of Colombia,”in A. Terry Rambo and Kathleen Gillogly, eds., Profiles in Cultural Evolution: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Elman R. Service, pp.167-190, esp.pp.182-183; Kristian Kristiansen, “Chiefdoms, States, and Systems of Social Evolution,”in Timothy K. Earle, ed., Chiefdoms: Power, Economy,and Ide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1; Kristian Kristiansen, Europe Befor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8.约翰逊和厄尔甚至认为,大人社会阶段就已出现分层现象.参见 Allen W. Johnson and Timothy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46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pp.190-193. 47 参见 Robert L. Carneiro,“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Science,169,p.733; Robert L. 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in Grant D. Jones and Robert R. 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45,69. 48 参见 Allen W. Johnson and Timothy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49 参见 Robert L. Carneiro,“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Science,169,p.733; Robert L. Carneiro,“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in Grant D. Jones and Robert R. 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pp.45,69; Robert L. Carneiro,“The Nature of the Chiefdomas Revealed by Evidence from the Cauca Valley of Colombia,”in A. Terry Rambo and Kathleen Gillogly, eds., Profiles in Cultural Evolution: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Elman R. Service,pp.167-190;Allen W. Johnson and Timothy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esp.p.314,Table10:“The Size of Communities and Polities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50 参见 Robert L.Carneiro,“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in Grant D. Jones and Robert R. Kautz,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p.48;RobertL.Carneiro,“The Nature of the Chiefdom as Revealed by Evidence from the Cauca Valley of Colombia,”in A. Terry Rambo and Kathleen Gillogly, eds., Profiles in Cultural Evolution: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Elman R. Service,pp.167-190;Allen W. Johnson and Timothy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51 关于塞维斯与弗里德的观点,参见 Elman R.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pp.133-169; Elman R.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pp.71-102;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p.109-184. 52 参见张学海:《聚落群再研究——兼说中国有无酋邦时期》,《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沈长云:《酋邦理论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3 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 54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陕西省文物局等编: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55 参见何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阶段与特点简论》,《江汉考古》2004年第1期;郑建明、陈淳:《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李先登:《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伯谦: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物》2009年第3期等。 56 参见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高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34—235页。参见 Allen W. Johnson and Timothy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p.219. 57 参见 Raymond Firth,“The Sacredness of Tikopia Chiefs,” in William A. Shack and Percy S. Cohen, eds.,Politics in Leadership: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9,pp.139-153. 58 参见 Kalervo Oberg, Indian Tribes of Northern Mato Grosso, Brazil,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15,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53,pp.50,68;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134. 59 参见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pp.52, 109-110. 60 参见 Timothy K. Earle,“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Tim Ingold, ed.,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umanity,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p.948. (原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本文由美高梅官方网站发布于中国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从词源角度看,文明起点商讨中的

    关键词:

上一篇:GuoZilin:Conflict,CommunicationandCo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