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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熏陶与趋向,农村生活的

发布时间:2019-06-08 22:18编辑:中国历史浏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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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长期被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忽视的领域。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最新趋向,客观评价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对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具体分析,不仅有利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利于我国史学发展。

    2013年6月4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知名史学理论专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来世界历史所作了题为“摆脱‘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马克思与反对落后的斗争”学术报告。这一报告是梅吉尔教授为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正在撰写的马克思传记的第一章。 早在2002年,梅吉尔教授就出版了《理性的负担:马克思为什么拒绝政治和市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梅吉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由于私有制和市场不符合马克思的理性准则,因此被排除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认为:“该书对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提出了诸多全新的、到目前为止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开启了对马克思著作重大问题和枝节问题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在这次报告中,梅吉尔教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马克思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其家族复杂的社会联系上。 梅吉尔教授指出,“落后”(backwardness)和“联系性”(networks或connectivity)这两个概念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对“落后”概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对其童年和青年时期所生活的城市特里尔封闭落后状态的认知上,这使马克思很早就对社会的落后现象有着深切的关注,并在其以后的社会构想中,提出了种种摆脱落后状态的规划。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一著名论断。梅吉尔教授认为,“愚昧状态”一词(德语为Idiotismus,英语为idiocy)的真实含义并不是指农民精神上的缺失,而是指农民或农村生活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换句话说,与城市生活相比,农村生活是狭隘的和视野有限的,要想打破这一状态,必须推进现代大工业的发展。 而马克思对“联系性”概念的理解,则与马克思家族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比如,马克思的一位先祖来自乌克兰的利沃夫,马克思的祖父来自捷克共和国的波斯托洛普蒂(Postoloprty),马克思的祖母来自法国的萨尔路易(Saarlouis),马克思的外祖父来自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马克思的母亲来自荷兰的奈梅亨,而马克思的妻子则是德国和苏格兰贵族的后裔。因此,尽管马克思出身于少数族裔犹太人,但其家族的流动性和国际性,对马克思后来形成世界视野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青年时代所经历的交通革命,即铁路和汽船的使用,也对马克思世界视野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梅吉尔教授对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马克思家族复杂的生活网络所作的详细考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后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从梅吉尔教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必须将这些理论放置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这其实也是梅吉尔教授一贯主张的研究某一思想或观念的重要方法。 除了在世界历史所作了这次学术报告外,梅吉尔教授还在6月4日下午,与该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全体同仁以及部分来自外单位的同事,就西方史学理论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和走向、全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唯物史观给西方史学研究带来新灵感

    马克思一直对历史充满兴趣,唯物史观的创立与马克思青年时代学习和研究历史有很大关系。马克思在1843年所做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主体部分就是对历史学著作的摘录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现实、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事件(如路易·波拿巴政变、巴黎公社),取得大量重要研究成果。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唯物史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不断与职业历史学家进行对话,对大量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能够很好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自己的历史研究中。特别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历史编纂学名著,受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的充分肯定。而当一些学者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时,也给人们带来全新视野。比如,1931年布哈林率领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会上苏联科学史家赫森提交了一篇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将科学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震撼。许多职业历史学家基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唯物史观那里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灵感。我们知道,马克思之前及同时代的职业历史学家主要关注政治史和军事史,总体上属于精英史观,在方法论上以经验主义为主,缺乏历史理论。比如,与马克思同时代并对后世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兰克史学,仍然属于政治史,运用的是经验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兰克史学:一是忽视“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二是只有“僵死的事实的搜集”。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创立承前启后,成为西方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分水岭,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

    西方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是指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代是指亲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第三代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目前,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可能会出现第四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怎么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深刻影响着西方史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继承西方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注重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这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开放的学术态度、宽阔的研究视域、强烈的问题意识。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具有重要影响,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给西方史学带来新气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解读历史,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比如,革命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是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长时间框架和长时段过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权威的“社会解释”,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是简单地由大人物的行动决定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演化的结果。这样的“社会解释”令人信服,几乎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争议。“社会解释”背后的唯物史观影响了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再如,“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概念,对法国年鉴学派中世纪史专家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还体现为它在继承西方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与“新史学”联系在一起,于是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如传记体史学、叙事史学。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不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记又有别于其他史学流派的传记,它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会进行更理论化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记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个人传记,更像是在为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整个时代作传。至于传统史学所关心的叙事风格,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也都有充分体现。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宾》,就不能被指责为因为注重理论术语而牺牲了文学性。除了传记体史学和叙事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些著作也关注传统史学的核心话题,但更注重推陈出新。

    在特定研究领域引领西方史学研究潮流,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比如,尽管有些女性主义、黑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误解,但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妇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驱。希拉·罗博瑟姆的《被隐匿的历史》开辟了激进妇女史学这一领域,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诺维斯关于黑人奴隶制度的著作在黑人史的研究上发挥了引领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口述史的发展中也开风气之先,因为口述史本身就是从“自下而上的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和卢易莎·帕塞里尼,就运用口述史使人们对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维度日益在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从艺术史研究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印记,E·P·汤普森和希尔的著作就是其中的翘楚。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努力“回到马克思”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简单化倾向,这导致其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存在偏颇之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实践表明,在史学研究中简单运用唯物史观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因为这种简单运用很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教条化、庸俗化倾向。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他还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强调其中没有教条,而只有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使自己对唯物史观的解读能够“回到马克思”。比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在1939年首次出版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中看到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思想的新维度,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回到马克思”,需要回答唯物史观是否是“实证科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历史、历史科学问题作出经典表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一方面,不同于20世纪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那种肇始于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截然二分、满足于在现象世界经验事实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的实证科学,马克思所谓的“实证科学”更接近维科阐述的“新科学”,“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类历史并非僵死事实的搜集,它就是鲜活的人类实践本身。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可能是狄尔泰阐述的人文科学,马克思不可能把历史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他明确承认人类实践、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回到马克思”,还应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表述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这一经典表述中提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提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从这一经典表述中,我们也可以读出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强调、对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中优先性的强调。特别是当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存在”并非静态的,而是鲜活的社会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理论“抽象”。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在与其他理论框架的竞争中以强大的解释力凸显自己的优势,正是因为它与其他理论不同,它不是从“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优秀成果,也验证了唯物史观的这种优势。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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